2026年经济目标确定！今年的政府活动报告指出：“我们将以4.5%至5%的经济增速为目标，努力提高实效”。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骤然加剧，市场预期频频受挫，外贸明显承压。国民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型，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消费和投资增长动力不足。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供图。 “十五五”第一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至5%”范围内。它发送什么类型的信号？赵长文 国家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在接受《三里河》采访时表示，国家将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4.5%至5%之间。相比此前“5%左右”的目标，此次公布的政策信号明确而坚定。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治理正在从以往单一的增长回报转向更多考虑增长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赵长文认为，设定这个目标范围有三个考虑。首先，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客观认识。预计2025年中国GDP将突破140万亿元。经济规模越大，对生产要素、资源、环境的约束就越强，保持高增长的难度就越大。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目标设定首先要遵循这个规律。其次，恰逢其时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重大转变。当前，日本经济正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逐步回落是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结果，也为根本性结构性改革优化增速、盘活存量创造了更多空间。第三，我们在设定增长率时，始终坚持“留有增长空间”的原则。当前，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我们也正处于内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我知道要克服困难。间隔目标本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更好地避免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今年的政府活动报告中还提到“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预计物价上涨2%左右。在此背景下，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解决供给旺盛和需求疲软的矛盾，实现预期增长目标尤为重要。在赵长文看来，在低价背景下，解决强供给与弱需求矛盾的核心是推动政策从支持供给转向扩大需求。为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形成目标一致、协调一致的政策闭环。赵认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扩大终端需求，从“投资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双驱动”。另一方面，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另一方面，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实现由以往偏重货物投资向货物投资与人员投资紧密结合的转变。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围绕扩大内需、稳定市场预期的核心目标，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一方面，要及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降息等综合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为财政发债、扩内需政策创造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避免出现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要创新运用结构性金融政策工具，精准匹配财政政策瞄准的消费和投资领域。”赵长文表示。 “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用单一指标来判断，而应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可以从增长、结构、效率三个方面系统观察。例如，效率方面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辅之以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效率等指标。展望未来五年甚至十年，2020年春天，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质变，握方向盘不再是踩刹车。
向“十五五”迈进，确定目标范围，提质增效